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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久前，在巴黎和會召開期間，詹天佑前往東北參加國際聯合監管遠東鐵路會議，防止列強以護路為名奪取鐵路。而就在這個過程中，他的舊疾復發，雖然轉回漢口醫治，還是迴天乏力。

武漢、上海、北京、廣州、天津等地隨即展開了公祭活動。

上海的工商界藉此機會也聚集了一回。

李諭與劉鴻生穿著一身黑西服到場，鞠躬獻上鮮花。

一旁的張謇說：“眷誠（詹天佑字）乃國士，猝然離世，實在可惜。聽說他離世後，財產沒留下多少。”

李諭說：“更可惜的是他未能完全施展抱負。民國以來，政府根本拿不出太多資金投入鐵路建設。”

張謇做過農工商總長，說：“上頭簡直一塌糊塗，交通總長動輒更換，而且左右不了財政撥款。而能夠籌得款項的農工商部，八年間換了接近十位總長，除了田文烈，每位總長任期平均不過六七月。他們怎麼可能拿出一套傳承有序的法案保障建設？”

李諭說：“各方勢力互相鬥爭，工商業和交通運輸業雖然有所發展，根基卻依舊脆弱，軍閥一旦打仗，幾乎一碰就碎。”

張謇嘆道：“北洋政府拿不出錢，連教育投資都沒有，何談鐵路。”

一直到1926年北伐，整個北洋政府執政期間，鐵路通車裡程僅僅3700多公里，每年250都不到。

即便如此，鐵路還是北洋政府的搖錢樹以及交通系官僚賴以存在的基礎。每年鐵路盈餘高達4000餘萬元，而北洋政府時期一年的總收入也就4億左右，佔了10%之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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