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輪船駛過太平洋，抵達上海，迎接的有胡適、蔣夢麟等人。

和其他剛來上海的老外一樣，逛了一圈後，杜威對李諭說：“上海很像紐約，這些西式建築讓我恍惚間以為沒有離開美國。街道的佈局以及如此眾多的繁榮店面，除了面孔大多是亞洲人，與美國的海濱城市並沒有太多不同。”

李諭說：“所以才說大上海嘛，整個亞洲首屈一指。”

胡適則說：“先生，我們在大同大學佈置好了演講臺，兩位請過去吧。”

杜威問：“我不會中文，直接用英文演講可以嗎？”

胡適說：“肯定不會有問題。”

此時的季節還沒有太過炎熱，聽眾熱情十分高。

李諭聳聳肩：“中國一直有自己的特色，與西方大不相同。”

杜威說：“確實，貴國學習外國經驗，也必須根據本國的國情需要。我有很多中國學生，從他們身上就能體會到，中國的教育，模仿於日本，同時又借鑑了德國，但似乎一直不懂得如何確定一國教育的宗旨和制度。應該根據國家的需要，考察國民的現狀，精心制定。胡亂模仿他國，太容易失敗。

李諭說：“肯定是學校裡出事了。”

杜威思索了一會兒說：“我們歐美之人，只知道知之為難，未聞行之為難。”

在上海又會見了一些文化界名流後，時間已經到了五月二日，《晨報》發出梁啟超的電報，山雨欲來風滿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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