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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，李諭寫的文章便被刊登在了法國的雜誌《科學與生活》上，但真正引起影響力的，還是《費加羅報》和哈瓦斯通訊社的新聞稿。

《費加羅報》是法國最古老的報紙，讀者多是文化水平較高的人士，內容包羅永珍，被認為是最能體現法蘭西“貴族風格”的報紙，甚至有“法國中上階層聖經”一說。

而哈瓦斯通訊社面向的群體就很廣了，大街小巷幾乎都可以看到它的新聞稿。

哈瓦斯這個名字可能大家有點陌生，但它卻是世界上最早的通訊社，如果說出其後世的名字，各位可能就太熟悉了：法新社。

這篇關於可證偽性的文章思想上頗有深度，理解起來又非常通俗易懂，迅速流傳開來，在整個科學及文化圈層中都掀起了不小的轟動。

許多學界人士盛讚李諭是“科學的哲學家”。

雖然哲學家這個詞在後世有點被玩爛了，但當時的確是妥妥的褒義詞。

但教會就不太樂意了，也在報上登文章和李諭的“可證偽性”對線。

李諭雖然文章中沒有指名道姓提教會，但教會也不是傻子，這都看不出來，那真是不如去賣紅薯。

不過李諭敢在法國發表可證偽性的文章，也是瞅準了法國天主教的地位。

雖然法國一直到二十一世紀，也是天主教大國，天主教信仰佔比最高。但如果瞭解過法國宗教史的可能就會發現，很多人都會說法國是“天主教孝子”，一定是帶引號的“孝子”。又或者直接說他是“天主教戴孝子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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