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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這種情況下，復仇之說就陷入了尷尬的境地。

作為一個理論，適用性越廣，越簡單，就越容易進行宣傳。而如果加了一大堆“例外”乃至“例外的例外”，就肯定會影響說服力。

遇到確實沒法明說的話題，可以“馬肝之論”掩飾過去。但什麼都馬肝，顯然也不是個辦法。

說到底，大儒們就是不敢和希臘人那樣，直接說“對親母也應該同態復仇”。所以只能遮遮掩掩，造成這麼個漏洞。

郭康覺得，這就是之前所說的，多個“綱常”的副作用了。

那些希臘學者說的其實沒錯。和只有一個“父權”的希臘羅馬文化不同，塞里斯那邊，有複數個基本規則同時存在。好處是，那邊的社會構造可以更復雜，更完善。壞處是，需要顧忌的地方也太多，而且難免打架。

不說其他各家的敘述，就是儒家的基礎典籍內部，都在互相矛盾。儒生們整天吹噓，說天朝是綱常有序的禮義社會，但周禮搞了小三千年，都沒解決母親這個角色代表的權力。

大家都知道，春秋那會兒，“婦人三從”和“孝”就開始打架，君、父的“尊”和生母的“親”也在打架。這些問題其實比馬肝之會討論的“革命”問題都嚴重，牽扯到了儒家，乃至儒家背後、古典塞里斯文明中，基本倫理的問題。

大部分漢儒不敢對此評判，原因也很簡單：要是說不應該復仇，就會被人指責，因為這等於給普世性的復仇公理上，開了個漏洞，是在破壞學說的根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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