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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奉聖旨，準牒敕：今年科舉第一場，乃試之以本經！”

“本經者，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禮記》也！”

“禮部用元祐三年二月乙酉詔：祖宗之制，詳略皆得，先帝之法，善之又善，朕當從之！”

“乃依熙寧二年詔書，制五經題各二！”

“諸生可自選所治本經，答其出題！”

“所答題目，可參用《字說》、《三經新義》、古今典故、註疏或己之所見、所聞、所感，文字當以館閣楷書！”

這是都堂宰執們，最後互相妥協出來的方案。

新黨繼續保留了《字說》、《三經新義》的官方指定科舉參考書目的地位。

而舊黨則將自家的學派思想經典，也塞了進去。

在這個過程中，代表趙煦發聲的蘇頌，忽然橫插一腳，舉了嘉佑二年科舉，蘇軾以《論刑賞之忠厚》為答，歐陽文忠公以為善，仁廟不以為意，反推為佳話的故事。

加入了本年科舉，允許士人將自己對聖人經義的解讀、感悟、感觸，來回答問題。

只要其能自圓其說，且不脫聖人仁義之教的樊籬。

為此，蘇頌提出了‘六經注我’的最新口號。

並贏得了都堂上下的一致認可——大宋士人，當如是哉！

基本沒有人有異議。

因為啊，這大宋的大儒，從宋初三先生開始，一貫如此。

蘇頌只是將之系統性的歸納為‘六經注我’。

這很合理，沒毛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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