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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70年，即同治九年，扶桑國使臣柳原前光到達天津，要求與清政府訂約通商，並帶有扶桑外務卿致清總理衙門信函：

大意為扶桑國已與唐、英、法、美等國通商，而華夏是扶桑的近鄰，又千年交好，請求與滿清訂立通商條約。

而總理衙門回覆：

照以往通商即可，無需訂立通商條約，直接拒絕了扶桑國。

這種結局其實不難料到，依照大清國衙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傳統，想我泱泱天朝上國，物華天寶，誰耐煩與你區區倭國通商？

恰逢此時李鴻章任直隸總督，扶桑使者柳原便上門拜訪，態度極為恭敬言道；

“扶桑被迫與大唐，英國，法國，美合眾國和美聯盟國列強通商，扶桑備受欺凌，內心委屈可又百般無奈。考慮到扶桑列島距離大陸最近，雙方有千年以來的友好傳統，扶桑希望能夠與大陸通商，齊心協力抵禦外侮……”云云。

這一番談話，打動了李鴻章“聯夷制夷”的心思，再加上收受了扶桑厚禮，

因此，李鴻章向總理衙門表示；可以與扶桑簽訂貿易合同。

原因是“扶桑仰慕中華文化，精通中華文字，應該聯合扶桑抵制西方列強，不可使扶桑倒向列強，成為他們的幫兇。

但李鴻章強調；“與扶桑通商不同於西方列強。特別是，條約應當單獨談判和決定。不能像英國、法國和俄羅斯那樣簽訂不平等通商條約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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