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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啟超的電文發回後，在上海、北京、廣州、武漢等各地的報紙上都被登了出來。

國內的輿論一直主張堅持立場，不能簽訂有損國權的條約，一個戰勝國要是還喪權辱國，那真沒道理了。

北洋政府見巴黎那邊都把密約拿出來了，也沒辦法，於是公佈出了中日之間有關山東問題的條約、協定、換文等。

社會各界大為譁然，很快就明確點出了曹汝霖、章宗祥等人的責任問題。

他們弄得確實失敗，民國出了不少優秀外交官，北洋政府最上心的又正是中日關係，卻在這上面屢屢出大問題，不得不讓人無語。

從袁世凱時代，北洋政府就明白，一定要處理好與日本的關係。日本變成了一個強鄰，又是那種有野心的鄰居，不便發生直接衝突。

所以北洋政府對日的外交策略一直是注重人事方面，如果有點誤會，人事方面配合得當，說不定可以大事化小。擔任外交次長一職的，幾乎都有留日背景；外交部的幾個主要參事，也必然有一個留過日。

“可惜沒能看到原作，”李諭說，然後問，“你不是在紐約嗎？”

侍者剛上了兩道菜，外面突然一陣騷動，有個人對著餐廳裡大喊：“阿三，快來！他們說克里蒙梭的車隊快到了，我們去打標語遊行！快！”

李諭則準備動身去德國，出發前去書店買上幾本書在路上看。

給李諭及杜尚上菜的那名侍者慌忙把菜放下：“對不起了，兩位先生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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