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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來帝王決定御駕出征，朝堂之上總會有諫阻的聲音，這也不能說反對者保守膽怯，帝制的時代，君王手握決策大權，若離國都，總難免造成情勢波動，且因一國之君親上戰場，那可萬萬不容有失，必將抽調精銳武裝赴遠，又少不得儀仗滷薄，大張旗鼓浩浩蕩蕩。

人馬調動越多，財政耗廢越大——如前朝末帝，因為對攻打高句麗心懷執念，曾三次親征，幾乎耗空國財，不得不行橫徵暴斂之政，導致國內怨聲載道，為避兵役死於征途，男丁紛紛逃亡，造成暴亂四起，結果非但未曾將高句麗滅國，自己反而落得身死國滅的下場。

故而賀燁在朝會上宣告親征，立即引來不少朝臣以史為鑑，竭力勸阻。

再兼明宗之後，大周以文治為主，疏怠武備，雖說到了德宗朝，弊端已經暴露，穆宗朝時更發生滅國之患，可已經習慣了安適的朝臣，往往對種種弊端視而不見，他們認為天子即位以來，既先後與北遼、吐蕃修好，潼關、勝州兩戰，又已給予突厥沉重打擊，已經足夠鎮服蠻夷，大無必要再興師動眾，將這場戰爭延續下去。

這樣的觀點也不是全無理據支援，所謂兵者兇器也，聖人不得已而用之，兵久而國利者，未之有。就連《孫子兵法》也主張用兵謹慎，認為戰爭對國家與百姓存在危害，能避則避。

賀燁也並非聽不進這些文臣的勸諫，但他自有堅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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