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賀湛的一番侃侃而談，確是為了說明劉曇這回之所以鋌而走險的根本原因。

“自太宗帝滅南越一國，收大周轄治，起初土族多生暴亂而不服教化，朝廷為鎮亂局而多消耗，武宗之後雖有改善，為行教化德治，曾經也花廢許多力氣，數回鼓勵民眾南遷，鼓興農耕，逐漸同化土夷蠻族，卻一直實行輕徭薄役，使南越之民休養生息而服從管治，這一善政的確大見成效，嶺南雖遠離京治，近百載以來，也時有汛澇、颶風之災，然而百姓卻並未遭遇離亂飢寒，並非時人以為貧脊悽苦。”

更不說自從在廣州設定市舶使以來，引蕃舶往來，致使商貿有了極大發展，當地大族富賈財產劇增，一定程度上當然也會讓百姓受益。

那麼按理來說，廣州都督治下應當安平富足，能得安居樂業的百姓何至於逆謀暴亂？

“是劉曇利用仁宗朝察隱擴田之善政，厲增賦稅力役，然而暴徵所得卻並未上交朝廷，而被其貪昧，土族更是被其脅迫，非但田稅俱增，並服開礦漁獵等重役，劉曇打著朝廷旗號，卻將礦產裘皮等物倒賣藩商，都督府諸多屬官因而牟取暴利，只不過土族民眾再也難以安居樂業，甚至不少苦累而死。”

聽到這裡，太后已然滿面冷沉——劉曇好大的膽，當知嶺南物產豐饒能供賦稅非但不報朝廷，竟敢私重稅收，最最可恨的是貪昧窩吞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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