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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件事比較搞笑的地方在於，從後世的資料看，英格蘭人當時很可能是認真的。

一方面，當時“中吹”橫行，學者們紛紛譴責教會束縛科技進步，亞里士多德禍害歐洲上千年，認為必須學習東方先進文明才行。

那會兒的歐洲先賢們，發表的吹捧東方的話，郭康前世的人估計都受不住。哪怕放到現在，塞里斯依然處於世界巔峰、人們也確實看不起蠻夷的時刻，都會讓人覺得尷尬。

到過中國的傳教士，經常發表非常直白的稱讚。義大利傳教士馬菲就稱讚科舉制，說那裡沒有世襲貴族，讓每個人都成了自己命運的“奠基者”。

法國傳教士李明說的更直接，認為中國的年輕人因為要參加考試，而勤奮學習、增長智慧，杜絕了歐洲人那種無知和懶散的狀況。沒有了世襲制，還能讓皇帝得以撤換不勝任的官員——這正是歐洲國家一直追求，卻沒能完全實現的。

另一方面，葡萄牙傳教士曾德昭則認為，有功名計程車大夫和尚未取得學位的學子，其實都屬於貴族。不過這種貴族依靠學問而非世系，所以明顯更先進。

歐洲本地的學者們得到了傳教士帶來的資訊，也紛紛投入研究，一時蔚然成風。

魁奈十分推崇孔子，直言：“一部《論語》即可以打倒希臘七賢。”他認為想要讓國家繁榮持久，就應該效仿中國，因為它是依照自然法則進行治理的最佳榜樣。據此，魁奈寫成了一系列專著，提出了“重農主義”概念，甚至專門把出版地點標為“BJ”，以此強調重要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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