魏祝氏這才拿了家中的煙土出門，剛出家門就被抓了。那鄰居是個排字工人，讀過些書，話講得清楚明白。兩相比較，更顯得包打聽的證詞有問題捕房律師看不下去，插了一句：“周律師恐怕不知道，煙毒案件較其他犯罪不同，自萬國禁菸會之後，此種特情偵查手段即廣為使用。要是連這也有異議，恐怕第第二特院所有的煙毒案子都要翻案了。

“我對緝毒組使用誘惑偵查的手段沒有異議，”周子兮看著他回答，“但誘惑偵查又可細分為三種，犯意引誘，數量引誘與機會引誘。本案顯然為犯意引誘，您沒有異議吧?”捕房律師功課做得不夠，愣了愣才意識到不對，堅稱魏祝氏早有犯罪意圖，緝毒組的此次行動只是為她提供了一個機會，並非促使原本清白者犯罪。

兩人由此好一番唇槍舌劍，爭論犯罪構成要件的主觀說與客觀說。

周子兮從誘惑偵查之法理入手，認為關鍵在於被誘捕者的主觀意願。如果警方僅是提供機會給原本有犯意的人，即屬於合法使用誘惑偵査範疇。如果被誘捕者本無犯罪的意圖或傾向，其罪行完全由執法人員誘使而形成，則應視作警察圈套，同未成年、精神疾病、緊急避險以及正當防衛樣，可作為無罪辯護之理由。民國雖尚無判例，但控方既然援引萬國禁毒會的規章作為使用誘捕手段的依據，那不妨也參考下禁毒會發起國的判例，比如美國最高法院1932年索里爾斯售烈性酒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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